从青铜竿头饰的造型特点,看北方游牧民族的

前言

鄂尔多斯式青铜器发源于中国北方草原地带，具有浓郁的游牧民族文化特征，其独特的动物造型纹饰历久弥新。鄂尔多斯式青铜器种类多样，除青铜饰牌、青铜兵器之外，还包括青铜竿头饰。

这些竿头饰造型生动、制作精美，区别于其他动物纹饰，主要以圆雕形式表现，更具立体感。丰富多样的动物形象被赋予了神秘寓意及内涵，承载了北方民族对于自然的认知和生存的愿望。

鄂尔多斯式青铜器大多以实用为主，虽形制较小但却有着自身独特的文化形式，是游牧民族生活、信仰以及情感的物化形式，其中蕴含着他们对美的认识。

竿头饰作为鄂尔多斯式青铜器的关键构成部分，以其独特的造型、表现方式以及审美意蕴具有较高的研究价值。竿头饰不仅具有权利身份等象征功能，同时也具有装饰美化的作用，形态各异的动物造型彰显了当时游牧民族精湛的制作工艺以及成熟的艺术风格。

艺术来源于生活，表现各种各样的动物形象，是鄂尔多斯式青铜器一种恒定的题材，这在众多艺术种类中都有表现，其中竿头饰也不例外。根据现有的考古资料的整理，发现竿头饰多为鹿、马、羊、狻猊、鹰、驴、刺猬和鹤等动物形象。

一、造型表现

鄂尔多斯式青铜竿头饰题材内容的选择十分广泛，而造型的表现方式也较为多样，直观写实、夸张变形和象征寓意等表现手法交相辉映，构成了形态各异的竿头饰，彰显出制作者精湛的工艺。而造型表现之所以呈现出多样性，这与制作者当时的文化背景、社会需求以及审美情趣等因素息息相关。

1、直观写实——游牧世界的客观再现

艺术是对现实的模仿。游牧民族因生活和劳动的需要，使得他们具有灵敏的洞察力。在日常的畜牧或狩猎期间，对动物的各种姿态能够做到熟记于心，从而能将其形象准确的表现出来。直观写实的表现手法几乎涵盖了所有竿头饰，特别是在表现全身式动物形象。

纵观竿头饰中马、羊等动物造型，每个动物形象的身体结构都有自身的独特性，与其他动物有所不同。鄂尔多斯式青铜器也不例外，最重视的便是其实用性，审美处于附属地位，其中竿头饰亦然。

在草原特定的游牧文化背景下产生的鄂尔多斯式青铜竿头饰，展现出对现实存在目的制约的依附性，对动物采用写实的表现手法从而能跟自然中动物形象更加接近，表达得功用性也会更加直观。

2、夸张变形——游牧民族的主观认识

通过夸张处理手法，能够将创作者想要表现的重点突出出来，加以强调。需要说明的是夸张并不是一种被动消极束手无策的表现手法，而是艺术认知与表达能力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体现，是原始艺术由稚嫩向成熟跨越的一种积极趋向。

出土于内蒙古准格尔旗西沟畔二号墓的伫立鹿形竿头饰最具代表性，鹿四肢立在方形銎之上，头部和臀部上挑，背部呈“V”形，为了衬托出上方的鹿角。鹿角则是最为夸张的部位，为半圆形。

这在现实中是罕见的，而经过艺术的夸张处理得以呈现。对鹿角采用夸张变形的表现手法，并结合游牧民族的信仰与喜好，使其达到动物的表面形象与背后所隐藏的抽象形式符号相融合，从而脱离原本造型的艺术形式，形成新的艺术趣味。

、象征寓意——动物形象的内在延伸

出现在竿头饰上的动物形象脱离了现实生活中的原型，通过游牧文化的传承积淀，逐渐形成了一种集体认识，成为了约定俗成的符号。

这些动物形象作为一种符号出现在艺术之中便不再那么简单直白，其中包含了十分复杂的实际意义，例如在北方游牧民族中普遍存在将狼形象视为自己的图腾信仰，甚至与祖先崇拜相联系。

从北方游牧民族运用象征寓意的表现手法中可以看出他们对动物已经有了更加深刻的认识，并不再只是满足于生活的需要，还有了心理上的追求期许，这一切通过艺术表现出来。

4、分解重构——多元组合的情节构建

在兽首以及全身动物造型竿头饰之外，还存在着组合型竿头饰，其中包括动物与动物的组合以及动物与几何体的两种组合方式。不同形式的组合式竿头饰营造出了一定的情节场景，这也正是制造者的表现手法之一。

在鄂尔多斯市博物院收藏的一件双羊竿头饰，作者将现实中的羊进行分解重新组合，主观地将两只羊身体重叠在一起，呈现同体两首形象。两只羊背对而立，四肢采用浮雕形式表现，贴于身体两侧，未做细致刻画，下接圆柱形銎。

组合型竿头饰艺术形式的出现，萨满巫术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这是由于在那个年代人感知自身的力量过于渺小，通过对动物的崇拜，可以将其功能转移到使用者身上。

组合型竿头饰就是将相同或者不同动物所具有的功能叠加起来，使得能力提升。而从实用角度来讲也就是对使用者自身能力以及自信的提高。

5、概括简化——线与几何形的追求

概括简化是指通过对各种物体形象自然形态的取舍，过滤具体物象的非核心内容部分，保留其本质特征，高度简化概括，从而形成一般具体物象所不具备的美感。竿头饰的概括简化主要体现在线与几何形的运用上。

在鄂尔多斯式青铜竿头饰的众多动物形象中，有的部位被概括简化为几何形状，例如在内蒙古博物院收藏的鹰首竿头饰（图，鹰的眼睛被处理成几何圆形，头部为圆球状。而在内蒙古以及青海等地发现的鸟形竿头饰，身体则被处理成三角形状。

这样一方面为了便于更好地表现，考虑到当时制作工艺局限性，将复杂的细节舍弃，抓住整体的主要特征进行表达，无疑是最好的方法。另一方面认为几何圆形更能凸显出力量感，几何形比复杂的逼真刻画更加纯粹直观。

这与石器时代陶器几何纹样雕刻处理手法具有一定相似性。而鹿、羊等动物的角造型、鹤的长喙以及马、羊等动物颈处、背部形态都被简化为弧线形，使之更加富有韵律和节奏感。

二、审美意蕴

鄂尔多斯式青铜竿头饰的出现始于其功用目的，而在不断地发展变化过程中使用者逐渐意识到它所具有的审美价值，并通过各种表现手法以及自己的主观意识实现。

1、自然真实

对比鄂尔多斯式青铜饰牌等其他种类中的动物形象，竿头饰最显著的特征在于与自然中的形象更加接近，圆雕的表现形式更能将一动物形象完整地表现出来，具有三维立体感，这是青铜饰牌所不具有的。

竿头饰动物形象以直观写实的表现手法进行塑造，从而无可避免地使其具有自然真实的审美特性。之所以重视表现对象的真实感，原因在于如实的刻画部落中畜养动物能够更直观地表现部落中驯养的完整性，作为部落强大的实力象征。

2、神秘奇幻

在原始宗教信仰的驱使下，竿头饰的制作者采用夸张变形的艺术表现手法，从而使得具有神秘主义的色彩。鄂尔多斯式青铜器涉及到北方诸民族，而其中匈奴极具代表性。

竿头饰作为早期北方游牧民族对世界的描述或表现之一，融合了自身对世界客观的认知与主观的想象，将带有宗教巫术性质的想象与真实世界的混合一起，这样的情形之下制造出来的竿头饰，自然而然带有一种神秘奇幻的审美感。

鹿角与树的形象相似，因而原始民族认为鹿角与山顶上的树一样具有沟通天地的功能，在萨满巫师的帽子上就有鹿角的造型。在鹿形竿头饰中鹿角从头部连接到尾部，足以看出鹿形竿头饰的珍贵，以及墓主人地位的尊贵。鹿角的大小以及形状的刻画，正是早期北方民族对鹿认识的具体体现。

、粗犷豪放

与中原农耕文明定居生活不同，北方早期游牧民族生活在广袤的草原上，居无定所，“择水草而栖”的游牧生活使得他们较为洒脱，无拘无束。因季节分明的气候以及长期的狩猎、游牧生活使早期北方民族形成了剽悍、粗犷、坚毅、豪放的民族性格，而这种民族性格则在其制作的竿头饰中无可避免地反映出来。

又因生存环境的恶劣，在征服动物满足自身发展需求过程中，出于本能他们对“力量”尤其崇拜，这种对“力量”的追求在对动物形象的艺术表现中得到了直接体现。这在具体表现中会将动物身体最能体现力量感的部位着重刻画，凸显出来。

比如羊的力量主要在其腿部，因此会将四肢刻画得十分矫健，便于奔跑；而鸟类动物（特别是鹰）的力量主要体现在喙部，喙常常被表现得又尖又长。

将动物形象进行概括简化向几何形、线性表现形式靠拢，没有细致地刻画，没有过分的描绘，采用粗犷的轮廓，简化的动物形象，直白地表达出制造者的艺术追求。对部分进行舍弃，不事雕琢，摆脱了客观物质形态的繁冗细腻，彰显出一股粗犷豪放之气。

4、地域民族性

竿头饰是在不同的时代背景、民族环境的影响下所产生的，对竿头饰地域民族化审美风格分析必须要回到地域民族本身加以考虑。鄂尔多斯式青铜竿头饰以动物造型为主要特征，而因其分布范围较广，故不同的地域民族也有一定的差异性。

在众多动物竿头饰中羊首造型地域差异比较凸显，发现于准格尔旗玉隆太匈奴墓中的羊首竿头饰造型逼真写实，五官刻画十分鲜明，立体感强。

而在宁夏西吉杨朗墓发现的羊首竿头饰则呈现相异的风格，该羊首采用概括简化的手法，头部棱角分明，被表现为几何形体，眼睛、鼻子以及嘴巴贴合在几何形体上，雕塑感弱化，线刻的痕迹更加鲜明。

总结

中国是一个多民族国家，正因不同的民族在历史长河中创造出多样的文化艺术，共同组成了璀璨多彩的华夏文明。而如今曾生活在中国北方草原的匈奴、突厥等民族早已淹没在历史长河之中，但他们遗留下来的器物在当下依然散发着艺术魅力，其蕴含的艺术价值及其文化内涵对当下文化自信以及艺术创作带来了重要的影响。

从整体而言，竿头饰作为鄂尔多斯青铜器的一部分，对于发掘与研究北方草原民族艺术具有重要意义，它与阴山岩画、突厥石人像等众多艺术形式一同构建了绚丽多彩的中国北方草原艺术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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